孫開林:我基本是個好干部 堯治河孫開林章治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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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我叫孫開林,是你們一個樸實的農民朋友。”這是2003年,孫開林在清華大學演講的開場白。無論是面對媒體,還是出席政府會議,他都如此強調自己的“農民”身份。   事實上,在將近20年不間斷的報道中,媒體更多將他作為一個帶領人民群眾發家致富的“政治明星”塑造,而很少展現他商界中人這一面。
  “人挺好的,好打交道……”,無論是直接問“孫書記人如何”,還是試探性發問,村民給出的答案基本難逃一個“好”字。
  “這里沒人說你壞話?!”
  “說我壞話的人你沒接觸到!”孫開林停頓了一下,特別認真地說:“我又不是什么圣賢,怎么可能所有人都喜歡,我永遠只能盡量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,利益被破壞的少部分人肯定恨我!國家領導人做的那么好,還有人說他們不是呢!”
  “被破壞利益的少數人是哪些?”
  “比如說,那些濫砍濫伐的人,勸阻不聽,公安來人直接手銬帶走!”對于不遵守規則的人,他說自己從不手軟。
  采訪的時候,我們坐在“環村一周”的參觀車上。
  在這之前,他在襄陽市開了三天會,第四日傍晚回來,帶著四五個保康縣已退休的領導來村里散心。當晚的飯桌上,他喝啤酒,說話不多,多聽老領導說,偶爾的談興聚焦于縣里新的招商項目。
  飯后,他連夜驅車去十堰與銀行負責人談合作。次日早晨,如約回村陪老領導吃早餐,然后按計劃8點半到10點陪老領導從村頭到村尾轉一圈,參觀的過程中接受我的采訪。山下,還有一眾投資者等著他回去談項目。
  汽車幾乎一直處于爬坡,轉彎的狀態,左右搖擺中,孫開林談話的節奏較慢,當老領導接電話時,他便向我打個暫停的手勢,等老領導電話接完再繼續。
  他側身坐著,皮鞋、西褲、襯衫外套夾克,單從著裝樣式來看,和前二十年前照片上的他相比幾乎沒有變化。瘦,背微駝,牙齒微黃大概是長期抽煙所致;兩條眉毛呈下垂狀,說話的時候會隨臉部神經舒展;手的皮膚和關節很柔和,完全沒有想象中農村人應有的粗糙。他說:“從開礦以來幾乎就沒種過地呢,所以……”然后攤開手,像是一種解釋。
  “好”,或者“狠”,這兩個字眼都難以從他身上得到直觀判斷。
  “我12個字就可以總結孫開林”,原保康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劉萬義在后座說,“艱苦奮斗,不斷創新,共同富裕。”
  
  “雖然當時他的日子過得也還不錯,手里總還能捏著二百工資,但是作為一個村里比較有文化的人,不做點大事出來,他能不寂寞?肯定寂寞!”
  
  做過小生意的民辦教師
  
  1956年,孫開林生于堯治河村,初中畢業后被安排在村里教書。
  雖然,在當時他也算村里較有文化的人,但是只讀完初中便終結學業,在堯治河村小學校長許年鵬看來多少有點可惜:“我就比他幸運,1972年鄧小平上臺后大辦教育,那年我初中畢業就上了縣里的師范。他比我小兩歲,1974年初中畢業時,剛好鄧小平又被打倒了,教育界又一片混亂,所以他也沒機會繼續讀書了。”
  一年之后農業學大寨,孫開林被作為黨員干部培養。19歲時,入黨,當上民兵連長,20歲當上大隊會計。“當大隊會計的時候,公社和縣里的領導都知道孫開林的名氣,但是他說話太直了,一點都不婉轉,不受領導歡迎,所以一直也沒提上去。”許年鵬的話在孫那里得到了證實,在孫的《堯治河決策手記》中,他曾寫道:“別看我紅得發紫,很多領導仍然不喜歡我。”
  然后他舉了個領導為什么不喜歡自己的例子,1994年,他剛當上村支部書記,當時上面搞了個合作基金會,給堯治河分了三萬塊錢的任務:“當時我們才起步,只差要飯,村集體和群眾都沒多少錢。鎮上有工行辦事處、農業營業所、農村信用社等,卻還要搞什么合作基金會。我不贊成這事兒,領導又非要我搞,我就蹦起來和他吵,于是領導就把狀告到鎮里的‘一把手’那兒,我還是不搞。回來我就開群眾大會講,堯治河誰都不準入基金會,有錢就交到村里入股,搞建設搞發展都行,或者你存到銀行,就是不準放在基金會。”果不其然,沒幾年基金會就垮了。“我也沒有先見之明,當時我想,它就是不切實際。”
  不被領導喜歡的孫開林,在干了五年大隊會計后,趕上供銷社招工便去了,但好景不長,二女兒的出生違反了計劃生育,供銷社的飯碗丟了,有熟悉孫開林的人說:“當時他太想要個姑娘了。”如今已進入而立之年的兒子在襄陽做建筑設計師,小女兒供職于襄陽市的政法機關。“孫書記的孩子都是自己讀書讀出去的。如果我的孩子有本事,我也是全力支持她們出去的。”有村民說。“難道堯治河村還不夠好?”“不是這個意思,各有各的好。”
  后來孫開林當上村委書記,計劃生育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被作為村委會的重要工作。“現在,要是誰超生了,那么他在村里的所有福利都沒了。”婦聯主任黃銀說,孫書記在這塊管得很緊。第一次企業改制時,劃撥給村民500萬股,股份的分配如下:戶籍在堯治河的,算一萬股(折合人民幣為5000元人民幣);參與了修路等村內基本建設的算一萬股;沒有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也算一萬股。
  從供銷社離開后,孫開林小打小鬧做了幾年生意:“當二道販子,買牛賣牛,在村里收土特產賣出去。”賺了一些小錢,不過現在他還是堅稱:“我其實不會做生意,太直爽還不會算賬。不過仗著膽子大,抓住了一些機遇。”
  他所說的機遇是指,1987年的大興安嶺火災后,國家出臺一項植樹造林給予補貼的政策,其他人仍然在田里種莊稼,孫開林卻搞起了植樹造林,只一年時間便成為“萬元戶”。“那時又沒有電視,大家不知道這項政策,我也是從外面的朋友那兒聽說的,畢竟當過大隊會計,人脈廣嘛!”
  雖然當時的孫開林已經小有積蓄,但他仍然覺得靠種地做小生意沒出路。于是,他去找當時堯治河村的校長許年鵬:“我還是想回來教書。”許說:“那就教唄,反正現在民辦教師很有轉成公辦的希望。”
  “孫書記可是寫得一手好字!”堯治河集團總經理王定旭曾經是孫開林的學生,這是兒時的他對老師最深的印象。因為這一手好字,逢年過節,孫便成為各家春聯的免費寫手,有鄉親拿紙筆來,他幾乎從不推卻,還讓老婆茶水“伺候”前來等待的人,沒錢買紙墨的,他就自己掏腰包貼。
  許年鵬說:“孫書記書教的好,組織領導能力也強,沒幾年就被調到中心小學,作為轉為公辦的重點培養對象。”
  1988年秋,許列奎和許年福來找孫開林開礦,孫猶豫,舍不得鐵飯碗。接下來,就是一個三顧茅廬的故事,結局頗似“桃園三結義”。
  “雖然當時他的日子過得也還不錯,手里總還能捏著二百工資,但是作為一個村里比較有文化的人,不做點大事出來,他能不寂寞?肯定寂寞!”許年鵬作為同樣相對“有文化的人”,如此推測孫當時的心理。
  
  “一個人有那么多錢有什么意思?窮,腰不能彎。富,心不能貪。”
  
  不是企業家,算個好干部
  
  最開始做村支書時,孫開林的工資是每月幾十塊錢;2008年,孫開林的工資是年薪20萬。
  “表面上看,我好像風光,村里比我有錢的人可多呢,尤其是自己承包工程的,做生意的。而我們黨員干部有規定,不許包工程。”孫開林個人在在企業的股份,比一般群眾只高出一到兩萬的行政股,這份行政股只有村里的元老級人物才有。
  “一個人有那么多錢有什么意思?窮,腰不能彎。富,心不能貪。”
  修路時,村里沒錢,他第一個拿出自家4000元積蓄。開礦的前兩年,按承包合同,孫開林每年可領到30萬元的獎金,可他沒要,全部給了村集體。即使他任保康縣委常委后,仍然只領和村干部一樣的工資。
  并不是所有人看他帶頭慷慨拿錢就完全理解,村里集資修電站的時候,村民們剛剛開礦賺了點錢,很多人不愿意拿出來。一輩子埋頭苦干的父親也極力反對:“大家說你又要折騰了,不要瞎折騰了,一年賣幾車礦就行了,修電站,那不是你搞的事情。”他不管,固執地挨家挨戶做工作。那年冬天特別冷,孫開林有天打開家門時,只見門前的雪地上寫著――孫開林斷個球,當個書記磨死人,今天修公路,明天搞股份,一年四季不消停,磨得我們吭吭聲。他沒理。
  那個當初修路躺在自家田地間耍渾的老頭曾經特別不理解孫開林,每當他躺著孫就發動年輕力壯的小伙子組成的專門班子去抬人,后來大概覺得為一個老頭兒浪費人力不劃算,孫索性不管他,讓他躺那兒,哨子一吹,導火線一點燃,老頭兒見動真格撒腿就跑。企業辦起來后,村里給他買了50斤大米,他又道歉:“我那時候錯了,你們別跟我一般見識”。為這事,孫開林在大會上做過檢討,他覺得自己當時的做法有些過激。
  在懸崖峭壁上鑿路的時候,他說:“要苦先苦干部,要死先死黨員。”把繩子拴在腰間,順著巖石就往下滑。1996年,村里建大壩,劉萬義來堯治河,半路上碰見孫開林沒認出來:“臟的鼻子眼睛都看不清楚啊。”而當時身為村主任的楊占杰連著在工地上干了5個多月沒回家:“頭發留得像犯人一樣,你難以想象。”原來指手畫腳的技術員,看到這樣的情景,也放下架子,加入了勞動陣營。
  “對你來說,最艱難的時代在什么時候?”
  “有事業心的人,各個階段都有不同的難處!”
  “在堯治河村發展的過程中,有沒有對你影響特別大的人?”
  “沒有”。不假思索地否定。
  他說自己一直都是摸著石頭過河,任何時候都難。開礦修路的時候干的是力氣活,搞資本運作的時候玩的是“空手道”,他指指腦袋:“所謂空手道,智慧唄。”
  孫開林玩的第一個空手道,大概要數如何掘到采礦的第一桶金。關于礦石的第一批訂單,有一個在村內流傳很廣的段子。
  “我背著礦石標本,像個第一天發蒙讀書的小學生,怯生生地上了路。”這是孫開林第一次來襄陽,“見到公交車就慌忙上,一問錯了又趕緊下,來來回回、顛三倒四地跑,直到下午5點鐘才找到化工廠的大門,可能是我長相太普通,穿的太土氣,廠供銷科的一位中年同志硬是不讓我進門。”
  沒辦法,他找了一家便宜旅社住下,第二天一早又去廠里,見到一位小青年。
  “你們那里有老虎、熊這些大家伙嗎?”小青年好奇這位從山里來的農民。
  “有有有,還有獐子、木耳、香菌,下次我帶糜子肉給你嘗嘗。”孫趕緊道。
  小青年樂了,答應幫他引見廠里領導。可是,見領導并非想象的那般容易,孫開林花了14天時間才總算靠近領導。這兩個星期中,他每天上班時去,下班時走,幫供銷科長打水,掃地,夾報紙,擦桌子。見縫插針將礦石樣本拿給供銷科長看:“咱們這是好礦,品味高。”供銷科長不搭理他。
  第14天,廠長來辦公室,見跑前忙后的孫開林,便問旁人:“咱們單位什么時候來了這個上班的?”孫開林忙說明來意,廠長讓化工廠化驗了礦石標本,確實是好礦,立馬簽合同,預付3萬塊定金。
  后來的道路上,孫開林少了這些不被待見的麻煩,人緣甚至是極好的。原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、羅清泉等都前來堯治河考察過。有次堯治河需要買一個大礦,是孫開林跑去武漢讓俞正聲簽了字才拿下來的。即便現在孫開林和俞正聲仍偶爾聯系,去年孫開林去上海開會,怕打擾老書記,便沒去找俞,俞知道后,給孫打了個電話抱怨:“你來了竟然不通知我,我忙歸忙,總會接待你的。”孫開林說,要干成事情,很多時候確實是要靠關系,靠朋友的。
  江蘇人拿了兩個億來投資太極養身館,我問他,老板是不是也是你朋友?他說:“認識不久,是朋友介紹的。”“那他憑什么相信你,相信這個項目?”“呵呵……緣分唄。”他停頓了一下,繞過了這個問題,而后謙虛地笑了笑。
  “我連化學字母都不認識,卻大肆主張搞磷化工;一個農民什么專業培訓都沒有過,卻天天跟別人談上市,這些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;開始以為搞旅游就是賣票,后來才明白這個事情太復雜了,前期策劃,景點設計、文化品牌的培育……哎,到處都需要動腦筋。”
  他說自己基本還是個好干部,至于企業家,自己差的遠呢。我問他是不是受到國內某些企業的啟示,所以才想到共同致富,比如華為,創始人任正非持股不到1%,其它股份均由員工持有。他坦然承認:“華為我不知道,不過從開礦那一天開始,我就知道我是黨員,是干部,光自己有錢心里不安寧。”
  在企業準備上市的過程中,他好幾次想過打退堂鼓,因為要想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標準企業,要克服的困難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:“比下苦力累的多。”在余下的任職期內,孫開林說上市是他的夢想,此外還要做的兩件大事就是把磷化工做強,旅游開發也得搞出個眉目。
  “不過,空手道這個東西,鉆研進去了,還真是蠻有意思的。”談到資本運作時,他眉毛興奮地上下抖動。“但是上市的目的不能只是為了融資,即使沒那么多錢,我們這種做實業的企業依然可以慢慢滾,反正是不至于虧的,關鍵想讓它長久昌盛。”
  還有4年,孫開林就到了60歲的規定退休年齡,有人揣測只要身體條件許可,孫書記會干到70歲,但是他否認了:“干那么長時間干啥,給年輕人干,才有新鮮的東西!”
  “有沒有想過像華西村一樣,將周圍的村并進來?”
  “看資源整合的情況吧,這個不一定非要像華西一樣。”56歲的孫開林似乎并無其它野心。
  “比堯治河起步早的堰婭村,有個肖書記也很厲害,不過他沒孫開林這個眼光,企業改制時他通過暗箱操作為自己謀私利,這不后來給抓到牢里去了。”劉萬義說,像這樣的村不再少數,當年啟發堯治河開礦的九里川村,公司后來變成了“家天下”,支部書記亦受到了嚴重處分。
  每到逢年過節,老婆會把孫開林的榮譽證書拿出來反復擦,又對他說:“我管不了你,但是這些紅本本來之不易,你要經常拿出來翻開看一看。”孫開林在工作手記中曾這樣寫道:“每當看到那些紅本本時,就覺得老百姓給自己的評價太高了,不能對不起他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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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個 干部 孫開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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